政翼

  《雍正王朝》 是一部以「改革之難」為核心的劇，凸顯了雍正作為一位顢頇帝國的改革者，如何處處遇到阻力（官僚、士紳與旗人），並以其堅剛之志克服萬難。這部片拍於1999年，中國還在「改革開放」的濃厚氛圍中，因此這個主旋律緊扣了時代脈絡，賣座也就在預期之中（1）。 《雍正王朝》DVD封面 大部分的觀眾看到雍正「為國」、「為民」而賣命操勞，對於既得利益者的「正義之罵」，也是聽得讚不絕口。但是， 這部片最大的問題，不僅僅是美化雍正，將其猜疑的性格抹滅的煙消雲散 （相較之下，甄嬛傳還描寫的比較深刻）， 更是忘了「絕對皇權」的問題。 「皇權」當然不是絕對的，但肯定是俗世中至高無上的存在，尤其中國政治思想（儒家、墨家、法家皆然）無法跳離「尊君」、「忠君」、「尚同」的框架。「一山不容二虎」、「國無二君」代表的不只是國君王無法分享權力，更是： 若沒有這「一」君，無法產生同一標準，也就無法產生秩序，最後就會導致動亂 。 在這個思想脈絡下，「君」有很大的裁量權，甚至可以說是「任意為之」，「臣」與「民」被要求「忠君」、「尊君」，即使被處罰被處死也要「謝主隆恩」。除了「君」以外，其他行為者難有什麼主動性，頂多只能建議；尤其當明朝廢除宰相制度，「臣」幾乎失去了政務的決策權。 因此，在此高壓且窒息的思想與政治脈絡中，皇帝（君）以外的行為者少有著力點，可以反撲皇帝。 儒家保留了其一，就是「聖人之道」的道德律令 ，這又由中國知識份子（白話版：讀書人）所發揮、闡述；「聖人之道」不僅僅是四書五經所寫的內容，更直接在說：統治者必須尊重、重用知識份子。但是在《雍正王朝》裡，這群知識份子被描繪成「迂腐的知識份子（腐儒）」，不知變通，有害國家利益。 旗人自然不屑讀書人的「書生意氣」，但是他們在雍正施行「旗務改革」損其利益時，也企圖找到另外一個論述工具， 這個工具就是「祖宗成法」 。雍正之前，已經有努爾哈赤、皇太極、順治，以及「康熙盛世」所累積的千萬制度，成為所謂的「傳統」，尤其是統治者滿族的旗務，更是傳統中的核心；任何「更改」都可能是在打臉祖先。旗人還是臣民，還得尊君，但是他們有這個「傳統」武器，自然就可以依此對抗皇權。 影劇中有一段非常生動地描繪了上述旗人的掙扎與論述思維（2）：一開始他們聽到旗務改革都忿忿不平，甚至有人說「是哪一個狗日的，出了這個斷子絕孫的主意，讓我知道了，我非劈了他不成！」；可是他們一聽到

 如同第一講所言：不輕易（或事先）對民主下定義，才能避免不知不覺帶入假設或偏見； 這個偏見不僅僅是政治立場所致，也是長期民主論述建構、編織的結果 。即使記不清所有細節，那些地點、名稱、人物、事件都會直覺地被想到，久而久之就變成民主的「典範」，然後就限定了對民主的思考、想像。 「典範」本身就是給人遵循、作為指引，但一開始「指引」可能就只是森林中的一條小徑，起初是被披荊斬棘而出，之後才被反覆踐踏而成為「路」，最後被記錄在地圖上，幾乎所有人都參照這個地圖而行。 從原本的「建議」不知不覺拔高成「規範」、「律令」 （1）。比如說，在民國以來，美國民主共和制度一直是許多知識份子效法的典範，也當成民主的重要起源，甚至當蔣介石意圖三連任總統時，知識份子也是拿起華盛頓自願不三連任，企圖說服蔣介石尊循華盛頓遺風（2）。當然，就更不用說，台灣政治討論中，時不時就要拿西方民主國家的實踐當作論述的基石；沒有，反而少了點說服力。 不過，這樣的「典範」並不是了無破口，仍有拆解與反思的機會。原因有二：第一，這些民主典範源自於「外（國）」，因此典範的經驗不一定適用本地，民族主義者更不會將外來典範視為普遍、必然，反省、反思的念頭早晚會浮現，反對聲浪只是隱而未發（3）；第二，典範本來就是長期建構而成，因此若認真探究，會發現很多典範的規則與經驗都是紮根於特定的歷史經驗，甚至是隨機而成，建構起來的典範卻可能在過程中偏移原先的經驗，對照之下，便可以知道典範不是真實，典範自然破滅。 事情卻沒有想像中如此簡單，因為典範之所以為典範，不僅僅是其表現得當（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等等）足稱典範，而是 這些典範同時被視為民主的「起源」 。「起源」當然可以被建構，但是起源多少有真實的部分，尤其當歷史、考古學逐漸完備，起源也就比較能夠確定（或是至少學界有共識）。「起源」有種魔力，讓人以為某事某物某概念自「起源」以降都是同個意思；即使當代人不是以古代的方式理解，也會被認為誤解了它，必須回歸「起源」（4）。 「起源」就從無數層積的地面飛越而起，籠罩著當代的思維與價值 。 「確定」的歷史知識，很容易被當成「民主」的唯一解，唯一解只是「定義」、「核心」另一面，換個詞彙嫁接「起源」，多了歷史知識的肯定，以另外一尊神祇供上廟堂。但是 「起源」經過後來的實踐、轉化或是誤用，都有可能產生新的意義與價值，守著過往的「起源」不僅沒有必要，反而成為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