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系列第二講：民主典範與起源的迷思

 如同第一講所言：不輕易（或事先）對民主下定義，才能避免不知不覺帶入假設或偏見；這個偏見不僅僅是政治立場所致，也是長期民主論述建構、編織的結果。即使記不清所有細節，那些地點、名稱、人物、事件都會直覺地被想到，久而久之就變成民主的「典範」，然後就限定了對民主的思考、想像。

「典範」本身就是給人遵循、作為指引，但一開始「指引」可能就只是森林中的一條小徑，起初是被披荊斬棘而出，之後才被反覆踐踏而成為「路」，最後被記錄在地圖上，幾乎所有人都參照這個地圖而行。從原本的「建議」不知不覺拔高成「規範」、「律令」（1）。比如說，在民國以來，美國民主共和制度一直是許多知識份子效法的典範，也當成民主的重要起源，甚至當蔣介石意圖三連任總統時，知識份子也是拿起華盛頓自願不三連任，企圖說服蔣介石尊循華盛頓遺風（2）。當然，就更不用說，台灣政治討論中，時不時就要拿西方民主國家的實踐當作論述的基石；沒有，反而少了點說服力。

不過，這樣的「典範」並不是了無破口，仍有拆解與反思的機會。原因有二：第一，這些民主典範源自於「外（國）」，因此典範的經驗不一定適用本地，民族主義者更不會將外來典範視為普遍、必然，反省、反思的念頭早晚會浮現，反對聲浪只是隱而未發（3）；第二，典範本來就是長期建構而成，因此若認真探究，會發現很多典範的規則與經驗都是紮根於特定的歷史經驗，甚至是隨機而成，建構起來的典範卻可能在過程中偏移原先的經驗，對照之下，便可以知道典範不是真實，典範自然破滅。

事情卻沒有想像中如此簡單，因為典範之所以為典範，不僅僅是其表現得當（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等等）足稱典範，而是這些典範同時被視為民主的「起源」。「起源」當然可以被建構，但是起源多少有真實的部分，尤其當歷史、考古學逐漸完備，起源也就比較能夠確定（或是至少學界有共識）。「起源」有種魔力，讓人以為某事某物某概念自「起源」以降都是同個意思；即使當代人不是以古代的方式理解，也會被認為誤解了它，必須回歸「起源」（4）。「起源」就從無數層積的地面飛越而起，籠罩著當代的思維與價值。

「確定」的歷史知識，很容易被當成「民主」的唯一解，唯一解只是「定義」、「核心」另一面，換個詞彙嫁接「起源」，多了歷史知識的肯定，以另外一尊神祇供上廟堂。但是「起源」經過後來的實踐、轉化或是誤用，都有可能產生新的意義與價值，守著過往的「起源」不僅沒有必要，反而成為另類的保守。「起源」很可能只剩詞彙的空殼，尤其像「民主」等抽象的概念，內容被置換或是增添新意極為正常，能夠萬古不變反而是少數中的少數。

當今一般人熟知的民主典範與起源有三個，應該說三個半，分別是：雅典、英國、美國，那半個是法國（法國為何只算半個，我們後續分說）。但諷刺的是，這幾個典範或起源以現在的標準，根本難稱「民主」，甚至他們起初根本不是以「民主」為念。

雅典的確自稱「民主」（5），但是只有自由（男）人才有辦法直接參與政事；而且他們之所以可以自由參政，是因為他們的勞務與生存所需可以倚靠女性與奴隸完成（6）。英國以代議制度聞名，但其代議政治的核心（也就是國會）起初是以制衡王權為念，更像是貴族與王權之間的互鬥史，而非民主史。

法國貴族也想要與王權抗衡，但法國國王創造司法、拉抬平民，最後成功瓦解了貴族勢力，造就絕對王權；但法國王權所拉抬的平民（或是更精確的說：布爾喬亞階級）並不甘於受制王權，因而掀起了法國大革命，最後砍去路易十六頭顱（7）。雖然法國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被民主運動不斷歌頌、記憶、引作楷模，但是法國後續的政治實踐卻顛簸不已，不僅僅復立被自己推翻皇室，即使議會政治也是風波不斷，政治的積弱讓德國的入侵更加容易，法國政治到二戰後（尤其戴高樂主政後）才比較穩定。所以，才說法國只能算是半個民主典範，法國徒有精神指引卻沒有可以參考的政治實踐。

美國獨立建國時，建國先賢其實也不太信任「民主」，他們更熱愛自由，更諷刺的是，他們是一群「追求自由的奴隸主」（8）；當然他們不尊崇貴族式的階層社會，但他們的平等顯然不及大眾、女性與有色人種；建國先賢更重視憲法、權力制衡（也就是三權分立），防止權力集中後對於個人權利的傷害，而這些憲法設計來自於出身貴族的孟德斯鳩（也就是《論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s）一書），也就不足為奇（9）。

因此，即使從起源看來，所謂的「民主之母」也不算是真正的「起源」。「民主」可能比較類似政治變革中的小要素，甚至只能稱為碎片，最後經歷不斷變革，與其他要素相合，最後質變產生以「民主」為核心的論述（10）。複雜的政治實踐要抽離出可以用幾句抽象話語歸納「民主」定義，根本不可能。民主的典範、起源，只是被塑造出來的虛假神話。

＊　＊　＊

（1）這邊主要指陳在非典範的民主國家或是民主化國家，在面對重大的政治選擇或是議題時，會不自覺得將民主典範國作為依循對象，或是將典範國的制度視為民主實踐的「必然」與「應然」；也就是說，這是後進民主國家的自我規範，與美國在國際上動輒以其國內政治實踐作為繩準的行為有所不同。

（2）相關的研究，可以看潘光哲的《「華盛頓神話」與近代中國政治文化》以及潘其他論著；但知識份子不是一概地接受美國民主共和制的所有實踐，例如：孫中山曾大力批判美國「激烈」的選舉過程，認為可以比美國民主更好（相關議題可以參考：張朋園的《從民權到威權：孫中山的訓政思想與轉折，兼論黨人繼志述事》），更不用說中國知識份子對於美國民主的「自由」多持保留態度，但因為「民主」與「自由」有差異，因此美國民主還是被奉為典範。但好笑的是，這幾年美國的政治荒腔走板，川普的出現，選舉過程的紊亂，讓台灣人對於美國民主的美好神話破滅，也助長台灣對自身民主的驕傲。

（3）此處的反對不必然是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權等），而是反對「以特定國家的民主實踐為不可質疑的典範」；但是實際上，多以反民主的方式呈現。

（4）尼采反而是做不一樣的論證與批評：他是說現在的道德是後來的發明，與過去不同；尼采在《論道德系譜學》（Zur Genealogie der Moral）中，認為道德並不是自始自終都以「效用」為念，古代的道德跟「善惡」無關，反而是「好壞」為主，「好」是指統治者的特質，「壞」是指宰制者的卑劣。尼采固然欣賞古代道德的「好」，意圖平衡現在道德產生的弊病，應該不認為古代道德就應該重新獲得宰制的地位。我認為準確地找到任何概念、事物的起源是歷史學的任務與義務，不代表當代就要以「起源」為尊。

（5）古希臘文化中，民主是指群眾統治（rule of people）；關於「民主（democracy）」字源，可以查閱維基百科的介紹：Democracy。之所以翻譯為「群眾」，而非「人民」，是因為當時對於民主的理解是建基於統治者的數量，亞里斯多德是其中一位代表，在其著作《政治學》（Politika）中，他認為政治體制可以用數量與好壞分成六種，統治者是一人（the one），少數人（the few），還是多數人（the many），三者再二分為好、壞，民主便屬於「壞的多數人統治」。

（6）相關論述可以參考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政治的承諾》（The Promise of Politics）。

（7）法國王權、貴族、平民之間的歷史互動，可以參考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舊制度與大革命》（L'Ancien Regime et la Revolution）以及傅柯（Michel Foucault）的《必須保衛社會》（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前者重視社會過程與因素，後者專注於這段歷史中的不同政治論述。

（8）此話來自站式喜劇演員（stand-up comedian）喬治·卡林（George Carlin）在其表演中提到的字句。

（9）後續美國政治發展，並不完全按照建國先賢的思路走，不僅出現了建國先賢所厭惡的政黨政治，甚至聯邦制度有利於在地民主的萌芽，最後形成了特殊的美國政治社會。托克維爾剛好歷史發展的最好見證者與反思者，他因而寫下了經典作品《民主在美國》（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10）之所以稱「民主論述（discouse）」，而不稱為民主實踐，一方面是民主論述先於民主實踐，而且實際上也沒有純然的民主政治，政治實踐必然複雜、糾葛，難以像化學實驗一般，提煉出「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