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乃德與他的敵我民族書寫──《臺灣最好的時刻》
 |
書名：臺灣最好的時刻1977-1987：民族記憶美麗島 作者：吳乃德 出版社：春山出版 出版年：2020 |
吳乃德退休後，進入出版界，希望能繼續為台灣民族奮鬥、努力，因此他利用人文社群與春山出版社的合作模式，開始挑選特定的著作，翻譯並出版（例如：《時代的驚奇》）；吳乃德自己寫的《臺灣最好的時刻》算是第二本相關著作。
《臺灣最好的時刻》本身我認為有兩個目的：第一，為民族書寫，他想要為美麗島寫一本平易近人的書，讓台灣民主化的故事得以繼續流傳；第二，為民族爭論，他想要對抗「蔣經國是民主推動者」的觀點。同時，他也為自己設下一個書寫目標：「書寫歷史記憶確實不是在寫歷史。可是書寫歷史記憶的人仍然須要牢記這些提醒（歷史學者的任務... 在於摧毀神話），如果他們不希望其書寫成為幼稚的神話，不希望書寫的人物成為沒有生命的偶像。」（p. 12-13）用白話文說，就是希望不要單一化歷史人物，要看見他們的「多面性」，要看到他們的「人性」。
單從文筆與論述來看，吳乃德的確用非學術的白話語言，講述了十分動人的台灣民族故事（3）。更可貴的是，他同時融合了其自身的社會科學知識，讓整體論述相較其他歷史論述更具說服力。其中，他更是企圖用「故事」彌補社會科學過於強調結構因素的弊病，他認為結構因素、背景條件儘管重要，但這些只是建材，要能夠建構民主，人必須動手完成。民主是抗爭而來。這是他的成功之處。
不過，他自己設下的標準（歷史的多面性），並沒有達成，他對於獨裁者（統治者）、民主抗爭者，是用完全不同的邏輯書寫。不用說，在書中，民主抗爭方都勇敢、堅毅，因而感染所有民眾；獨裁者、統治者都愚蠢至極，好笑又缺乏邏輯。這個判斷幾乎沒有例外。而他會一個一個的人物與故事，加強民主抗爭者於民主化的重要性（或能動性），既生動又賺人熱淚。但對獨裁者、統治者，他的書寫策略完全不同，他會鋪排一堆國內國外的結構因素、背景條件，得出最後的結論：蔣經國是不得不開放民主。作者對蔣經國的最大恭維就是：「不是一個昏庸的統治者，而且非常精明」（p. 266）。這種論調，是將蔣經國視為沒有什麼好說的理性行為者，因此他推動民主的作為也不怎麼樣，就是計算的結果。
這對民族主義者來說，並不是個問題，但是我們不得不警覺吳乃德隱含在書中的「雙重標準」。這是刻意為之。當然，或許可以為他辯護，他只是想要扭轉這種「獨尊蔣經國」的論調，想要揭露那些阻撓民主化同時又拜蔣經國為民主推動者的矛盾，但他的努力可能也會因為他的雙標而被削弱。
另外，他其中提到一個重要的歷史問題，也就是美麗島當時的政治高壓，使得當時的史料（日記、書信等等）極為稀少（p. 201），只能靠事後的回憶錄跟訪問彌補，但是民眾如何被情感動員，幾乎無法再探知（4）。但「事後」已經民主化，「事後」早就過去，他們可能篩選自己的記憶，也可能因為塑造高尚的自己，而誇張化自己的勇敢與受難。這個問題吳乃德並沒有試圖解決這個問題，或許他是經歷此波民主化的人，有比我們更敏銳的直覺或是經驗可供篩選吧！
當然，吳乃德自己深知他不是歷史學家，他要紀錄、創造民族記憶，如果僅就此點，他無疑是個成功的書寫者。但同時，我們別忘了他還是個學者，也別忘了他在書中使用的社會人文知識，更不能忘記他在書前我自己設下的標準；僅僅如此，我們都應該對他有更高的要求，而不是自溺於民族情緒中忘了批判。
＊ ＊ ＊
（1）吳乃德的介紹可以參考菜市場政治學的粉專貼文：【未出版但影響深遠的博士論文】。
（2）吳乃德本書的內容，部分來自先前刊登的期刊論文，例如：〈反動論述和社會科學：台灣威權時期的反民主論〉（《台灣史研究》，2001，第8卷，頁125-161）與〈社會分歧和政黨競爭：解釋國民黨為何繼續執政？〉（《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1995，第78卷，頁101-130）
（3）其他書評就可以窺見其成功之處，可以參考：〈《台灣最好的時刻》書評：摶成民族的記憶之書，粉碎「政治文化論」的啟蒙讀物〉。但不可諱言，也因為多數人都採取此論調，我才書寫這篇書評，分析吳乃德的書寫邏輯、意圖、矛盾。
（4）吳乃德最大的問題是他的「民眾」或許根本是當時的少數，但是他的語句脈絡卻會讓人覺得全部民眾都參與、同情黨外運動。會如此質疑很合理：如果當時媒體都由黨國掌握，民眾都受黨國教育洗腦，我們何以期待多數民眾都同情、參與黨外，而不會以內亂者、叛國者視之呢？尤其，後來民主化後，民進黨初期也很難在全國性選舉中獲得過半選票，這也間接證明民進黨（或是黨外勢力）並沒有獲得多數民眾支持。多數人可能對此無感，或是根本反對之。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