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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慈》——高配版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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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我一句話總結《人慈》, 《人慈》就是高配版的《祕密》,只不過《祕密》的正念是用在自己身上,《人慈》的正念是用在群體身上 。他想要證明,人類關於人性險惡的說法,是自我實現的悲劇,實際上人性友善,只要信念一變,社會就會更好。 我認為他用了三大部份來駁斥「人性險惡」的觀點。第一是關於哲學自然狀態或是人類學的考古研究,我之所以把他們放在一起,是因為這兩個看似不同的科目其實都是想從人類的原始根本或是本質切入,所以他們都用時間回推的方式重新檢視「什麼是人類?」或「人類本來是什麼樣子?」。他從人類學以及生物學研究(詳見書中的幼犬人篇章),來重新檢視自然狀態的命題:人類到底是天生彼此為敵(霍布斯)還是開心的自由人(盧梭)呢?他的結論是:我們生來會對同胞友善,但前提是我們認定對方是同胞;而文明在歷史多數時間是造成人類不平等以及彼此仇視的元兇,權力尤其是最恐怖的腐化要素。 第二是關於心理學實驗或是重大社會新聞的重新檢視,得出跟原先完全不同的結論。所有大名鼎鼎的實驗與社會事件都將被他拆解。比如著名的路西法效應、電擊實驗、社會事件,每個實驗結果在當時都震驚社會,並且為人性抹上沉重的悲劇色。但作者仔細檢閱當時的實驗檔案或社會事件細節,就發現研究的假設與程序,以及社會新聞的內幕,根本不能推出他們所認定的「結論」。裡頭包含很多不誠實,甚至可以說是違反職業倫理的行為,例如:為了特定的實驗結果而不斷實際干擾實驗進程,之後卻聲稱自己沒有介入;又例如:明明發現社會新聞的內幕不是新聞所寫的樣子但主筆新聞者卻不願意修正。我個人認為這個部份是最有意思的部分,用歷史學的細膩挑戰了心理實驗的根基,算得上是很有力的反駁。 最後一部份他是用許多實務來證明兩件事:第一,人會因為信念而改變自己以及所處的團體;第二,只要人與人實際接觸,友善可以完滿地培養出來,而不會用過去的偏見敵視對方。比如,他隨機分佈學生到各班,卻讓老師相信這個安排是經過能力分班,結果老師被告知為資優的班級果然表現大幅進步;又比如:南非在剛結束種族隔離並將進入選舉前夕,因為曼德拉與敵對陣營將軍(Abraham Viljoen)坦誠相見,得以避免一場原先由白人武裝分子策動的政變,讓南非順利舉行普選並完成政權轉移。 所以作者將近五百頁的論述,其實可以囊括成此後的推論: 人類本性是對同胞好,因此界定通同胞與否的界線就變得十分關鍵

時代的重彩 v.s. 背景的懸置——《女朋友。男朋友》、《七月與安生》的時代背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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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名:女朋友。男朋友 年分:2012 導演:楊雅喆 2012年的 《女朋友。男朋友》 ,以及2016年的 《七月與安生》 是兩部可以好好對照著看的華語電影:他們都是關於三角戀的故事(只是前者是兩男一女,後者是兩女一男)、他們都有關於青春與成長的議題、他們最終的結局都有人死去。當然,最直接的不同是,一部是台灣的電影,一部是中國的電影(嚴格來說,應該是中、港合作的電影);這個差異不僅僅是用語、故事的不同而已,還牽涉到兩者對於時代背景的處理。 片名:七月與安生 年分:2016 導演:曾國祥 楊雅喆從來不隱瞞自己對政治的關懷與立場, 他曾經在2017年第五十四屆金馬頒獎典禮2017年金馬獎頒獎典禮上聲援勞團,並高舉「沒有人是局外人」標語毛巾 。楊雅喆的創作基本上脫離不了社會運動的反抗基因,也就是說楊雅喆的創作絕對離不開政治,甚至還會刻意描繪台灣政治。回到《女朋友。男朋友》,雖然主軸是三角關係中的酸甜苦辣,但故事中時不時參雜各種社會議題:同志議題、民主抗爭、女校服裝問題等等,而且這不只是背景,電影裡的主角都是主動的參與者,就連他們的小孩(配角)也是挺身對抗權威,爭取女校短褲的人。這具有相當的積極意義,因為很多悲劇或是悲情電影,例如《霸王別姬》,基本上他們只是活在時代中,他們沒有選擇,他們只能苟活,甚至被時代巨輪碾壓。(1) 《七月與安生》對於時代背景的描述少到可憐,少到他們的所有背景稍微置換都不會影響到故事的進行,他們只需要一個鄉村跟幾個大都市。其中唯一與時代或是時間變化最有關聯的,就是童年他們的軍事操演,以及從明信片到手機再到網路通訊。也就是說,《七月與安生》幾乎可以算是懸置起來的愛情、友情(或許還有點百合味道的)故事,他除了世界與中國、鄉村與城市的空間變化外,他只有一段架空的時間。我不清楚曾國祥對這部作品有沒有什麼意圖,我們也不清楚編劇群(林詠琛、李媛、許伊萌、吳楠)是否為了符合原著而如此安排,或者為了中國市場才刻意降低電影中任何社會敏感成分;但我們可以知道背景的懸置絕對不是偶然。 類似的故事,一個是筆筆濃厚的時代政治,一個是忽略時代的背景空白,這並不是單純導演、編劇的偏好問題,更折射了兩岸電影創作(或是更大的文藝創作)環境與結構問題。 在台灣,電影創作者處在自由卻分裂的社會,他們有太多話要說,有太多立場要表白,有太多憤怒想要傳達,到最後意圖主導電影,政治味道濃厚已經

吳乃德與他的敵我民族書寫──《臺灣最好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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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臺灣最好的時刻1977-1987:民族記憶美麗島 作者:吳乃德 出版社:春山出版 出版年:2020 吳乃德應該算是學術界備受推崇的學者(1),但是他被推崇的原因並非源於他的學術創見,而是來自他台灣民族關懷視角下的研究。大家若去看一下他的 中研院社會所的論文研究列表 (2)、 部落格 ,或是去看看他的退休演講(原本是由人社中心陳嘉銘紀錄,但是好像被鎖起來或是被刪掉了;總而言之,他對年輕人不當兵這件事感到憂心忡忡,認為這是台灣民族滅亡的徵兆),就可以明顯感受到我的判斷並沒有過於偏頗。 吳乃德退休後,進入出版界,希望能繼續為台灣民族奮鬥、努力,因此他利用人文社群與春山出版社的合作模式,開始挑選特定的著作,翻譯並出版(例如: 《時代的驚奇》 );吳乃德自己寫的《臺灣最好的時刻》算是第二本相關著作。 《臺灣最好的時刻》本身我認為有兩個目的:第一,為民族書寫,他想要為美麗島寫一本平易近人的書,讓台灣民主化的故事得以繼續流傳;第二,為民族爭論,他想要對抗「蔣經國是民主推動者」的觀點。同時,他也為自己設下一個書寫目標:「 書寫歷史記憶確實不是在寫歷史。可是書寫歷史記憶的人仍然須要牢記這些提醒(歷史學者的任務... 在於摧毀神話),如果他們不希望其書寫成為幼稚的神話,不希望書寫的人物成為沒有生命的偶像。 」(p. 12-13)用白話文說,就是希望不要單一化歷史人物,要看見他們的「多面性」,要看到他們的「人性」。 單從文筆與論述來看,吳乃德的確用非學術的白話語言,講述了十分動人的台灣民族故事(3)。更可貴的是,他同時融合了其自身的社會科學知識,讓整體論述相較其他歷史論述更具說服力。其中,他更是企圖用「故事」彌補社會科學過於強調結構因素的弊病,他認為結構因素、背景條件儘管重要,但這些只是建材,要能夠建構民主,人必須動手完成。民主是抗爭而來。這是他的成功之處。 不過,他自己設下的標準(歷史的多面性),並沒有達成,他對於獨裁者(統治者)、民主抗爭者,是用完全不同的邏輯書寫。不用說,在書中,民主抗爭方都勇敢、堅毅,因而感染所有民眾;獨裁者、統治者都愚蠢至極,好笑又缺乏邏輯。這個判斷幾乎沒有例外。而他會一個一個的人物與故事,加強民主抗爭者於民主化的重要性(或能動性),既生動又賺人熱淚。但對獨裁者、統治者,他的書寫策略完全不同,他會鋪排一堆國內國外的結構因素、背景條件,得出最後的結論:蔣經國

《雍正王朝》裡的論述鬥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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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正王朝》 是一部以「改革之難」為核心的劇,凸顯了雍正作為一位顢頇帝國的改革者,如何處處遇到阻力(官僚、士紳與旗人),並以其堅剛之志克服萬難。這部片拍於1999年,中國還在「改革開放」的濃厚氛圍中,因此這個主旋律緊扣了時代脈絡,賣座也就在預期之中(1)。 《雍正王朝》DVD封面 大部分的觀眾看到雍正「為國」、「為民」而賣命操勞,對於既得利益者的「正義之罵」,也是聽得讚不絕口。但是, 這部片最大的問題,不僅僅是美化雍正,將其猜疑的性格抹滅的煙消雲散 (相較之下,甄嬛傳還描寫的比較深刻), 更是忘了「絕對皇權」的問題。 「皇權」當然不是絕對的,但肯定是俗世中至高無上的存在,尤其中國政治思想(儒家、墨家、法家皆然)無法跳離「尊君」、「忠君」、「尚同」的框架。「一山不容二虎」、「國無二君」代表的不只是國君王無法分享權力,更是: 若沒有這「一」君,無法產生同一標準,也就無法產生秩序,最後就會導致動亂 。 在這個思想脈絡下,「君」有很大的裁量權,甚至可以說是「任意為之」,「臣」與「民」被要求「忠君」、「尊君」,即使被處罰被處死也要「謝主隆恩」。除了「君」以外,其他行為者難有什麼主動性,頂多只能建議;尤其當明朝廢除宰相制度,「臣」幾乎失去了政務的決策權。 因此,在此高壓且窒息的思想與政治脈絡中,皇帝(君)以外的行為者少有著力點,可以反撲皇帝。 儒家保留了其一,就是「聖人之道」的道德律令 ,這又由中國知識份子(白話版:讀書人)所發揮、闡述;「聖人之道」不僅僅是四書五經所寫的內容,更直接在說:統治者必須尊重、重用知識份子。但是在《雍正王朝》裡,這群知識份子被描繪成「迂腐的知識份子(腐儒)」,不知變通,有害國家利益。 旗人自然不屑讀書人的「書生意氣」,但是他們在雍正施行「旗務改革」損其利益時,也企圖找到另外一個論述工具, 這個工具就是「祖宗成法」 。雍正之前,已經有努爾哈赤、皇太極、順治,以及「康熙盛世」所累積的千萬制度,成為所謂的「傳統」,尤其是統治者滿族的旗務,更是傳統中的核心;任何「更改」都可能是在打臉祖先。旗人還是臣民,還得尊君,但是他們有這個「傳統」武器,自然就可以依此對抗皇權。 影劇中有一段非常生動地描繪了上述旗人的掙扎與論述思維(2):一開始他們聽到旗務改革都忿忿不平,甚至有人說「是哪一個狗日的,出了這個斷子絕孫的主意,讓我知道了,我非劈了他不成!」;可是他們一聽到

民主系列第二講:民主典範與起源的迷思

 如同第一講所言:不輕易(或事先)對民主下定義,才能避免不知不覺帶入假設或偏見; 這個偏見不僅僅是政治立場所致,也是長期民主論述建構、編織的結果 。即使記不清所有細節,那些地點、名稱、人物、事件都會直覺地被想到,久而久之就變成民主的「典範」,然後就限定了對民主的思考、想像。 「典範」本身就是給人遵循、作為指引,但一開始「指引」可能就只是森林中的一條小徑,起初是被披荊斬棘而出,之後才被反覆踐踏而成為「路」,最後被記錄在地圖上,幾乎所有人都參照這個地圖而行。 從原本的「建議」不知不覺拔高成「規範」、「律令」 (1)。比如說,在民國以來,美國民主共和制度一直是許多知識份子效法的典範,也當成民主的重要起源,甚至當蔣介石意圖三連任總統時,知識份子也是拿起華盛頓自願不三連任,企圖說服蔣介石尊循華盛頓遺風(2)。當然,就更不用說,台灣政治討論中,時不時就要拿西方民主國家的實踐當作論述的基石;沒有,反而少了點說服力。 不過,這樣的「典範」並不是了無破口,仍有拆解與反思的機會。原因有二:第一,這些民主典範源自於「外(國)」,因此典範的經驗不一定適用本地,民族主義者更不會將外來典範視為普遍、必然,反省、反思的念頭早晚會浮現,反對聲浪只是隱而未發(3);第二,典範本來就是長期建構而成,因此若認真探究,會發現很多典範的規則與經驗都是紮根於特定的歷史經驗,甚至是隨機而成,建構起來的典範卻可能在過程中偏移原先的經驗,對照之下,便可以知道典範不是真實,典範自然破滅。 事情卻沒有想像中如此簡單,因為典範之所以為典範,不僅僅是其表現得當(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等等)足稱典範,而是 這些典範同時被視為民主的「起源」 。「起源」當然可以被建構,但是起源多少有真實的部分,尤其當歷史、考古學逐漸完備,起源也就比較能夠確定(或是至少學界有共識)。「起源」有種魔力,讓人以為某事某物某概念自「起源」以降都是同個意思;即使當代人不是以古代的方式理解,也會被認為誤解了它,必須回歸「起源」(4)。 「起源」就從無數層積的地面飛越而起,籠罩著當代的思維與價值 。 「確定」的歷史知識,很容易被當成「民主」的唯一解,唯一解只是「定義」、「核心」另一面,換個詞彙嫁接「起源」,多了歷史知識的肯定,以另外一尊神祇供上廟堂。但是 「起源」經過後來的實踐、轉化或是誤用,都有可能產生新的意義與價值,守著過往的「起源」不僅沒有必要,反而成為另

民主系列第一講:民主的歧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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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democracy)」該怎麼研究、理解,進而提出民主改善的方向、方法,縈繞於學者與大眾心頭。但民主本身就是抽象的概念,難以指涉實物(即使指涉了也可能限制了民主的理解),也意味著有空隙可以創造或是挪用(甚至誤用);更麻煩的是,理解、定義民主同時也可能劃定民主範圍與規範,認為民主應該如何運作、往哪一個方向前進(用學術的方式來說,就是實然與應然無法區隔清楚)。 由此可見,「民主是什麼?」本身就不是簡單的問題,而且這個「什麼」會引導、限制甚至遏止我們對民主的思考或想像。舉例來說,若認為「民主是種(政治)制度」,就會把他認為可以稱為民主國家的政治制度,拿出來歸納、分析,其中憲政體制與選舉制度可能會是大多數研究者的分析重點;若認為「民主是平等精神(價值)的政治實踐」,就會將民主視為特定價值,並闡述所謂的「平等」到底是什麼、或是平等到底要到什麼程度的相同才算平等;若認為「民主是『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就會將民主等同於多數統治或是決定,但同時又會想方設法地「尊重」少數,尊重的手段可能是保障權利、承認多元、補償損失等。 光是從上述的三個例子中,就可以看到不同的民主想像、認知或是定義。下一個武斷的定義不會深化我們對民主的理解,頂多有利於研究的操作(1),比如:政治學常用的民主定義是「舉辦開放公平競爭的選舉,且其過程公正透明」。 想要定義「民主」是所有知識追求者很容易掉入的陷阱,這是我們對於知識的想像所致,我們總認為「民主有一個核心(或是本質)」,這個核心是所有民主都應該具備的特質,因此這個特質便可以定義民主(可查看 圖一 )。只是,民主可能是彼此有相似性,卻沒有普遍的交集,也就等於沒有核心(可查看 圖二 ),但這樣可以認為他們都不是民主嗎?或是把某些實踐排除在民主之外呢?就像是一個家族,每個人可能都繼承先祖的特定基因,但是每個人長的都不一樣,彼此固然相似,但可能各自繼承某個特質,並沒有全部人都有的普遍特質,但他們還是一個家族。我們無法確認民主到底有沒有核心或本質;即使有,也可能只是現在有,不代表未來仍舊有一個核心或本質存在(2)。 圖一 圖二 民主之所以能有如此多的面向或是層次,一方面因為前人的深刻思考,一方面也是民主實踐的經驗越來越多元,經驗與實踐常常會突破既定的想像與框架。只要民主還在,民主的討論就不會停止,民主的歧